1、 母鸡原则：闷头工作当然是件好事，但在领导经常视察的情况下，不妨学习一下母鸡，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声喊上几嗓： “咯咯嗒，咯咯嗒，领导啊，快看看吧，我下蛋啦！”没准，领导听后会回头对秘书说：“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能下这么大的蛋，传我的话，给他个官当当！”

　　2、 猫头鹰原则：古话讲，水清无鱼，人察无朋，如果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事情，不妨学一下猫头鹰——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若是啥事都较针儿，啥事都原则，你就会成为另类！

　　3、 猴子原则：工作和生活似乎不搭边界，但人们在工作中的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之外，为此，在工作之外不妨学学猴子，在没事的时候互相抓个痒，捉个虱子，天长日久，感情积淀，人家自然会在得到香蕉的时候想到你了。

　　4、 蚂蚁原则：在这个讲究分工与合作的社会，如果缺乏配合与沟通，一个人独立完成一件事情是很难的，为此，我们不妨学学蚂蚁，大敌当前，不可斤斤计较，在捉到一只虫子以后，该抻腿抻腿，该咬头咬头，要知道，做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有大家有饭吃，你才会有饭吃。

　　5、 老虎原则：人不能没有原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独立思考的原则，为此，我们不妨学学老虎，“一山不容二虎”的这种霸气咱不学，如果运用在思考上是相当必要的，在大事大非的决断上要学习老虎的独立原则，一旦确定，更要矢志不渝。

　　6、 长颈鹿原则：如果不能站得更高，那就要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的优势看的更远，这一点不妨学学长颈鹿，纵然没有尖牙利齿，也能在最大限度内做到未雨绸缪，凭借高高的视野优势，回避风险。

　　7、 大雁原则：适当分多润寡，学会向周围的同事示弱，先进不一定要年年当，官不一定要年年升，这一点大雁做得最好，要知道编队飞行时，头雁总是轮流更替的，头雁自有光鲜的一面，要知道也是风险最大的一个位置，要不怎么会有“枪打出头鸟”这一古训？如果条件允许，让一些机会和荣誉给他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8、 笨鸟原则：做为办公室机器的一个部件，要保持足够的灵敏度，如果事事皆拖后腿，天长日久，你将会成为被淘汰出群体的第一人，为此，不妨学学笨鸟，在弱项上，提前飞上一会，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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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我住在曼哈顿，在纽约上班，每天都在国会山开会，在加州吃饭，晚上长期在百老汇看演出!

　　乙：你到底是在哪里哟?

　　甲：重庆撒!

　　楼盘名字全面西化，其实不仅仅只是在重庆。当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急于挤入国际大都市的行列时，城市在飞速发展中渐渐失去原有的本土灵魂。

　　我们可能会怪罪操纵楼盘策划的笔杆子们，用华而不实的字眼糟蹋了城市的地理文脉，我们也可能会怪罪顾着追求国际化路线的地产商们，全盘打造的伪洋建筑破坏了城市的建筑传承。我们更有理由悲观地相信：在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们面对的将是是一座又一座失去灵魂的城市，它们就如同是石头森林的空壳，城市的文化终于断流。

　　我们在考虑如何推广城市，更多是迎合外界对城市的表面诉求，到最后却落得个”邯郸学步”的下场。当然，固守城市文化，并不是就是固步自封。即便是需要与国际主流接轨，也不能忘记对城市文脉的传承、建筑文化的固守。在中国，如同像重庆一样在惠利政策下高速发展的城市不在少数，但发展过程中，得此失彼得现象也层出不穷。当规划者满怀憧憬地指点江山，打造国际化路线的时候，是否还记得这城市该有的根基?他们可能忘记了老祖宗们正是借着”不变应万变”的发展规律，才得以一代又一代地将城市原始记忆保留至今。

　　我们不希望以一种虚伪的态度来决定城市传统的命运，更不希望拙劣的手段来所谓重塑城市的传统文脉，我们需要抓住的是城市那条最纯净的脉络。城市发展需要新鲜的血脉灌注，但同样也需要将原有的传统重新梳理。特别是在这城市的感召力越来越淡薄的年代里，我们更应该懂得保留住遗存在街坊民间的那些城市文化。正是这些来自民间的东西串联起了整个城市的文化格局。

■ 大都会广场

迷宫般的现代建筑内部，是西方金碧辉煌的童话，不是老祖宗们市井闲话里的民间。

■ 解放碑一隅

“纽约·纽约”大厦，究竟是向国际化的致敬和靠拢，还是撇下城市的高傲，以对西方的掐媚示好？

　　延伸阅读：文脉–城市记忆的延续

　　http://tech.163.com/06/0621/10/2K4QK62C00091NE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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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腾讯时尚网

1968年 人们在怎样生活？

　电视网

美国一户中产家庭正合家观看电视

　　”二战”后长大的一代人，和他们的前辈很不一样，电视让他们看到了更多……

　　1959年，美国洛佩尔媒介调查公司（Roper Organization）就开始研究美国受众对媒介的看法，主要问这样两个问题：1，你主要的新闻来源是什么？2，各新闻来源中，哪个是可信度最高的？选择答案分别是：报纸、杂志、收音机、电视、听别人说。第一次调查中，报纸是人们最主要的新闻来源（67％）；电视居第二位，占全部调查人数的51％，其次是收音机、杂志和听别人说。报纸在当时也是最值得信赖的消息源（3％的人相信报纸所刊载的信息是真实的）；相信电视新闻的人不到总数的30％。

　　这一趋势在1963年得到扭转：电视赶上了报纸，开始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消息来源，其它新闻媒体渐渐被人们冷落。 人们更愿意自己亲自”看到”新闻，”亲临”新闻现场，”眼见为实”（Seeing is believing）。就是这个原因，使得电视在所有的新闻媒介中脱颖而出。

　　同时也是1963年开始，NBC、CBS和ABC三大电视网先后把晚间新闻从15分钟增加到30分钟。晚间新闻节目确立了主持人制度，不再是过去的播音员。CBS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和NBC的一对搭档切特·亨特利-戴维·布林克利均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电视新闻在这个阶段还显示出它独有的现场报道的特长。在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中，各家电视网都给观众提供了难以忘怀的新闻现场：两党政治大会；人类第一次踏上月球；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真实的现场画面影响了美国人的政治观点，影响了舆论的倾向，从而最终影响了政府决策和行动。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是电视网让法国学生看到在墨西哥发生的一切：19届奥运会前10天，10月2日，数千名墨西哥大学生走上街头，手举标语，高呼口号，要求政府放宽对民主制度的限制。为避免这次游行影响奥运会的举办，墨西哥政府命令军队和警察阻止游行。学生们被突然赶到的军队包围起来，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火了。大约3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被捕。

　　燃烧瓶

　　燃烧瓶，又称”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是游击队等非正规部队、街头暴乱群众的常用武器。

　　在1968年，燃烧瓶与棍棒一起成为了从巴黎到东京的学生们手中反对当局的武器；燃烧瓶与自制步枪一起成为了越南游击队与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作战的武器；燃烧瓶与石块一起成为了布拉格市民阻挡苏联坦克的武器；燃烧瓶和左轮手枪一起成为了美国黑人反抗白人种族主义行径的武器……

　　巴黎”五月风暴”中学生们使用燃烧瓶反抗镇压的警察，警察进攻时的吼叫，学生负伤后的呻吟，远处传来的沉闷的爆炸声，透过无线电电波传遍了整个法国，震颤着千百万全神贯注的听众的心灵。

　　1968年，日本学生的反抗从石块升级到棍棒、燃烧瓶。并且到处有学生袭击警察企图夺取枪支的行动。现在日本当局的《燃烧瓶防止法》就是由当时遗留下来的。

1968年 布拉格 市民向苏联坦克投掷燃烧弹

　　16mm摄影机

戈达尔在《法外之徒》的拍摄现场，这是一部由16mm拍摄而成的电影

　　50年代，令人烦腻的”白色电话电影”（矫揉造作的描写上流社会奢华生活的电影，片中尤为喜好出现白色的电话机）让年轻人们无法忍受。16mm摄影机的出现，让拍电影变得容易与便宜起来。任何人都可以拿着它走上街头，去拍下你所看到的影像。

　　50年代末，一场电影界的变革出现了，1957年10月3日出版的一期《快报》封面写着”新浪潮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时尚、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正在发生。1958～1962四年，有九十七名导演拍摄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这足以使专业人员和公众舆论大为震惊。从这里，戈达尔、特吕弗、夏布罗尔、里维特、候麦一系列名震影坛的大师涌现出来。

　　电影从房间走上街道，从上流社会的名利圈聚焦到青年们身边，从精致僵化的躯壳中迸发出无章的奇思，年轻人用摄影机观看世界，从巴黎到越南，年轻人们拍年轻人自己的电影，反对父权、反对压迫。也许正是这16mm摄影机的普及，正是这新浪潮，才会有1968这一年的风起云涌。

　　戈达尔：放下摄影机，拿起枪

　　戈达尔，有人说电影史应该分”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来写，因为他的出现，不仅以《筋疲力尽》带出整整一代法国电影新浪潮，而且他的作品皆对电影语言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1968年后，当他囫囵吞枣地学习了毛派理论，他对电影已经完全不感兴趣了，提出要政治地拍电影之说。

　　1967年的《中国姑娘》就是这样一部让人迷惑、让人赞叹、让所有传统电影理论无法诠释、哑然失效的影片。

　　《中国姑娘》并不名副其实，因为这不是个关于中国的故事，也没有来自中国的姑娘，但并非与中国无关，熟悉那段中国历史的人知道，拍摄此片的年代正值中国”文革”风起云涌之时，源自东方古国的”意识形态”风暴也深深触及到了遥远的欧洲。影片里的几个年轻人，银行家的女儿维罗尼卡、青年演员吉罗姆、女佣人伊沃娜、画家基里洛夫和大学生亨利组成了一个”马列小组”，他们每天收听来自北京的无线电广播，跟随”国际歌”的旋律做操，房间里堆满了毛主席的”红宝书”，墙壁上上醒目地书写着毛泽东语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坐而论道，讨论各种政治话题，比如：法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美帝国主义发动的越南战争、苏联修正主义的危害、文艺领域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等，所谓的”中国姑娘”应该是指激进的维罗尼卡，她扬言要关闭并炸掉巴黎大学、卢浮宫和法兰西喜剧院，并且策划了一场针对来访的苏联文化部长的恐怖刺杀活动。以上情节几乎是中国”文革”的欧洲版，但戈达尔显然并不完全了解中国”文革”的实质，他的影片实际上暗示出了当时在欧洲涌动着的一股以青年人为主体的叛逆思潮，这一思潮自二战结束时即已酝酿，终于在60年代末成为席卷欧美西方社会的政治与思想运动。《中国姑娘》几乎就是一个未卜先知的预言，一年后的戛纳电影节上，戈达尔做得就是影片里的年轻人的行为。

　　《中国姑娘》挑战传统电影观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拼贴”取代了叙事。讲故事通常被看作是电影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戈达尔则是拍了一部几乎没有故事的影片，全片由几组人物对话构成，这些对话既不展示人物性格，也不产生叙事作用，而是类似于政治演讲或话题讨论，戈达尔把这样的影片称为”电影化的论文”或”政论化的电影”，影片被直接用来评论现实、图解政治理念。如果不是过于抵触这种表达方式，观看下来，会发现《中国姑娘》其实别有一番”韵味”，因为戈达尔在影片中”拼贴”进了许多有趣的因素。”拼贴”本是一种绘画风格，指在画作中粘连上一些现实世界的物件或材料。戈达尔将这一形式引入电影，在影片中插入大量的字幕、照片、漫画以及动画片、纪录片镜头、哑剧表演、舞台场面，引用许多画外旁白、提问、议论，等。如，影片中为了表现越南战争，伊沃娜装扮成越南妇女，几架玩具飞机在她头上盘旋，这像一个夸张的小品表演。当吉罗姆提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时，画面上出现了一个戴老虎面具的人。影片打破银幕幻觉，故意暴露摄影机的存在，角色直视摄影机，向画外的观众说话，表明自己的身份，场记黑板与画外的摄影师都出现于画面。戈达尔一旦突破了传统电影藩篱，便获得了极大自由，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拼贴”进《中国姑娘》。

　　为什么要这样做？戈达尔的解释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工业建立了一个把艺术与生活隔离开来的虚假银幕，制作影片也就是按照美国叙述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彼此雷同的电影梦幻，而他认为，自己的电影使命就是始终不渝地向好莱坞电影美学的霸权主义挑战，冲破这种已经定型了的传统叙事模式。因而，就不能再采用常规的讲故事的方式，在电影语言的表达层面必须进行革命。戈达尔的格言是：”一部影片并非发生在银幕上，而是发生在观众和银幕之间”。他运用这些”破坏性”技巧和”间离”手法，打破传统的银幕幻觉。戈达尔的影片拒绝使观众在戏剧性情节中迷失自己，他总是提醒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只不过是电影，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

　　　电吉他

Bob Dylan在《把一切带回家》一曲中开始运用电声乐器

　　1968年，鲍勃·迪伦（Bob Dylan）在《把一切带回家》一曲中开始运用电声乐器，一把电吉他奇特噪音般的魅力，扫除了一切陈腐的旧有音乐形式的藩篱，解放了年轻世代的听觉和思想。

　　电吉他触及了摇滚的变革，见证了摇滚的兴起。如果说摇滚的叛逆性在50年代还只局限在摇滚艺人的语言和身体形态上，那么它在60年代就已发展为极度自由的表现方式。

　　越战爆发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使西方青年陷入了信仰危机。嬉皮士出现了，打着”爱与和平”的旗号，以自由放任的生活方式来表明他们对冷漠麻木的社会现状的反抗。年轻的一代，急切地寻找着宣泄的出口，而刚刚兴起且毫无顾忌的摇滚乐正好符合了他们的要求。这些喧嚣放任的音乐，让人们在发泄不满和苦闷时得以更加尽兴。在一种狂热激情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操起了吉他和鼓槌。这些人深受嬉皮运动的影响，奉行虚无和否定的信条，并唾弃现有的一切。在这种高度向往自由和个性的氛围中，摇滚艺人们爆发出令人惊叹的创造力，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更迭着摇滚乐的面貌。60年代初，吉他手迪克·戴尔（Dick Dale）创造出带有回响效果的吉他声效，而精于编曲和创作的沙滩男孩（The Beach Boys）乐队树立了欢快明朗的西海岸冲浪摇滚风格。摇滚诗人鲍勃·迪伦以铿锵有力的创作赋予摇滚乐新的灵魂，而披头士乐队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与披头士乐队同时走红的滚石乐队着重挖掘布鲁斯乐的美感，从而发展出一种雄浑壮丽的布鲁斯摇滚。他们的音乐更重视情感的表达，并散发出强烈的热情。

　　当摇滚乐将触角伸向了更深刻、更本质的社会现实之后，它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音乐，而是化身为时代青年的代言人。但是当摇滚乐化身为时代强音的同时，它的另一种低迷消极的形式也在悄悄地蔓延开来。苦闷得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嬉皮们纵情于性与毒品，在激情中寻找理想的世界。许多摇滚乐队也迷恋上服食致幻药物后制作音乐的感觉，奇异的幻觉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音乐灵感,这使得迷幻摇滚在60年代中期颇为风行。

　　全世界第一只鼠标

　　1968，开始的时候，已经有5万台电脑在美国运行，其中1.5万台是刚刚过去的1967年运行起来的。50年代有人预言，6台电脑就能满足美国的计算需求。

世界上第一台鼠标

　　1968年12月9日举办的IEEE会议上，斯坦福研究院的Engelbart博士公开展示了世界上第一只鼠标，并发布了”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GUI）的理念。当年Engelbart博士可能并未想到，他的发明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应用，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计算机输入设备，变成每台计算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鼠标两个齿轮以垂直方向安装，这样就可以确保鼠标可以以圆弧状转动。人体工程学设计，巨大的按键，而且这些都是木制的。如果不是这个形状，真是很难确信它是一只鼠标。

　　你能相信这只小小的木头盒子就是鼠标的老祖宗吗？这只鼠标是真正的纯机械式，其工作原理是由底部的小球带动枢轴转动，然后带动变阻器改变阻值来产生其位移信号。当年的鼠标需要一个外接电源，这使得其使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其纯机械式的结构还有着诸多的缺陷，如精度低、反应不灵敏等，这些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磨损后会显得更加突出。

　　而在40年后，鼠标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常见的操作工具，它带来了电脑普及与信息爆炸的时代。通过它我们从网络上看到的比1968年都更多，却思考得更少。

　　避孕药

　　避孕，既复杂又暧昧，并且带有明显的快感气息。避孕，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至少不会像”避”与”孕”加起来这么简单。避孕具备了复杂的边缘风格，并且带有追寻快感的暧昧。”避孕”就像是同心圆里的中心圆点，离它最近的那个圆圈上火药味十足–涉及繁衍、禁欲、女人向男权的反抗、道德伦理和科学家之间的层层冲突；但离它稍远的那个圆圈上，则铭刻着放纵、偷情、性爱至上、风月无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婴儿潮，到60年代，缔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青少年势力。他们视叛逆英雄James Dean、率先蓄起长发唱流行乐的Beatles”甲壳虫”为银幕偶像，厌恶刻板的传统，展开街头抗争运动，批判体制和父权社会对人心的束缚，强烈要求改变，追求自由刺激新鲜极乐。性、毒品、摇滚乐，充斥市场。

　　1960年，第一批避孕药的出现，让女性更轻松的避孕。整个60年代，性是公开的秘密，女性不再是”渴望保护，呆在郊区花园洋房里的主妇”，她们有自己的发言权、享受作为女人的乐趣。避孕药使女性不需要为怀孕而担忧，可以充分享受性爱。很难以描述这项发明到底是成就了”性解放”，还是”性解放”推动了避孕药的普及。

　　到1968年，避孕药的销售额达到1.5亿美元大关。美国女性有7个品牌可供选择。数千万的女性在服用避孕药。

　　大卫·尼文和黛波拉·克尔饰演好莱坞影片《药片奇缘》。当初被视为淫秽、粗俗的避孕现在却俨然成了流行文化偶像。

　　7月25日 教皇保罗六世颁布通谕《论人生》，公布了对避孕药的表决。不顾教皇节育委员会的建议，教皇明确宣称：天主教仍反对安全期避孕法以外的各种避孕法，普天下的天主教徒好不郁闷。

　　迷你裙

　　过去，西方在基督教的道德桎梏下，服装对身体造成重重的束缚。迷你裙的出现，立刻让人有解放的感觉，成为性解放风潮下的产物，一炮而红。1966年，更被封为”迷你裙年”–”受保护、找饭票，已非60年代女郎的童话梦想。她有自己的发言权，身穿迷你裙，她感到她已心想事成。”

　　迷你裙和文章一样，越短越好！

　　用字浅显精妙的短文，贵在避繁就简，同时又圆润丰熟，三五秒读完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就像迷你裙，短无可短，几乎春光乍现，只需最少的布料就已意态撩人。裙子流行或长或短，但迷你裙自60年代问世，与性解放、女权运动一起成长，风靡全球，化作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替骄傲的青春加注，她的流行，从未远离时尚的轨迹。

　　至今为止，西方历史学家依然认定60年代为20世纪最失控、最大胆、最狂妄、最不羁（亦称”道德的沉沦”）的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的婴儿潮，到60年代，缔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青少年势力。他们视叛逆英雄James Dean、率先蓄起长发唱流行乐的Beatles”甲壳虫”为银幕偶像，厌恶刻板的传统，展开街头抗争运动，批判体制和父权社会对人心的束缚，强烈要求改变，追求自由刺激新鲜极乐。性、毒品、摇滚乐，充斥市场。性是公开的秘密，女孩们不但享受性爱，更大胆地谈论性爱。

　　1962年，女权主义先驱Helen Gurley Brown出版了《Sex and the Single Girl》，支持拒绝婚姻但渴望性爱欢娱的摩登女郎，引起强烈反响。这种60年代的性解放价值观念一经扩散，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穿着。如年轻人乐于留长头发，穿T恤和牛仔裤，做街头邋遢打扮。英国女设计师Mary Quant在1966年推出的迷你裙（Min: Skirt，亦称”超短裙”），使女性腿部完美展露无遗，叫男人眼睛发光发热，令一众良家妇女惨烈地变身”败家女”，成为性解放的最佳广告。

　　延伸阅读：关于Mary Quant

　　牛仔裤

　　60年代，Levi Strauss & Co.开始开发宽线斜纹布来生产牛仔裤，穿这种宽线斜纹布的粗布服成为美国年青人的一种生活时尚

60年代早期人们穿着牛仔裤的风格，左图为1962年的Bob Dylan

　　二战以后的婴儿潮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对于那些充满着50年代中产风格的女士套裙、杰奎琳手套以及男士西装感到抵触，循规蹈矩、西装革履的生活代表着一种被物质吞噬，被社会模式化的表现。一条牛仔裤、一只行囊，像凯鲁亚克一样上路，像Bob Dylan一样歌唱，这是60年代牛仔裤的意味。

穿着牛仔裤的嬉皮士们

　　一条无法辨认颜色、磨旧通洞的牛仔喇叭裤，不经修饰的长发，棉布的彩虹蜡染上衣或T恤，这是嬉皮士们的标准装束。牛仔裤成为他们反对社会秩序的武器，成为了当时所有青年人共通的情结。

　　大麻

　　大麻，为一年生草本植物，雌雄异株，原产于亚洲中部，现遍及全球，有野生、有栽培。大麻的变种很多，是人类最早种植的植物之一。用于制作毒品的大麻主要为矮小、多分枝的印度大麻。

　　大量或长期使用大麻，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1） 神经障碍。吸食过量可发生意识不清、焦虑、抑郁等，对人产生敌意冲动或有自杀意愿。长期吸食大麻可诱发精神错乱、偏执和妄想。

　　（2） 记忆和行为造成损害。滥用大麻可使大脑记忆及注意力、计算力和判断力减退，使人思维迟钝、木纳，记忆混乱。长期吸食还可引起退行性脑病。

　　说到60年代大麻与迷幻剂的泛滥，不能不提到嬉皮士和”迷幻摇滚”。

抽大麻的嬉皮士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上这样解释嬉皮士：”hippies。指生活在既定的社会之外的不顺从的年轻人。其特点是他们寻找一种非唯物主义的生活方式，偏爱奇异服装和发型，常服用引起幻觉的麻醉剂或大麻。嬉皮士一词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而《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则说，嬉皮士是”60年代美国青年中出现的颓废派，他们反对社会现状，以奇装异服、蓄长发、群居、吸毒等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当然，嬉皮士追求极端的个人自由，跟父母吵完架马上就跑去搭顺风车，在旧金山跟陌生人同吃同住、讨论佛教和性解放，参加几万人的音乐节，一边抽大麻一边听迷幻摇滚–几乎所有的迷幻摇滚都诞生在那个时代，也都是大麻或LSD的产物，现场而且即兴，漫长并且共鸣；通过唱片，我们能听到的”杰弗逊飞艇”和”感恩而死”或者更早的”沙滩男孩”的部分冲浪摇滚作品，都被认为是聊胜于无的录音替代品。他们对社会不满，主要是他们的父辈在50年代做了麦卡锡沉默的帮凶(在德国，年轻人指责父辈做了纳粹的帮凶)，而越南战争又如此不人道、不公正、不体面。如果说音乐、性、狂欢和挥霍般的游戏人生是一种顽童心理，那么新左派提供的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也当然如出一辙。当45万人在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互相扔泥巴的时候，秩序的、文明的、矫饰的残酷竞争和精打细算的主流文化就面临失效了。

　　”因为迷幻药让我们看到了视界和经验不同的层面，使用这种药物可以说是一种全然哲学上的企图，强迫自己去面对真正的世界以及我们心中脆弱又主观的信仰系统。”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在政府资助下进行迷幻剂研究的LSD推广人、成功的越狱者和反文化明星提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这样说，他还说：”它们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深思熟虑的。”迷幻剂和大麻都是药理学方面没有成瘾性但在多数国家被宣布为毒品的药物，它们不光比酒精更健康，也更容易导致亲善和冥想，其进一步结果，要么让人感官异常、看见音乐的美妙图像，要么让人相亲相爱，要么就像印度、尼泊尔和非洲的有信仰人士那样进入超然的精神世界。很显然，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能为英语增加一个新词–Deadhead(感恩而死的乐迷)，多少也和这个有关。

　　要么反对，要么远离，那个可恶的唯物的成人世界，在嬉皮士眼里是多么不堪一击。他们狂妄而幼稚得令人叹息，并因此失败。可他们留下了一个众神璀璨的摇滚乐年代，那些意气风发的巨星，和那些黯淡而勇敢的实验者，通过自我满足的狂欢，建立了摇滚乐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黄金时代。

　口号 标语 大字报

在戈达尔电影《中国姑娘》中学生们把标语甚至写进了房间里

　　在没有网络的1968年，年轻人们话语被付诸于”口号、标语、大字报”上，墙上的涂鸦、游行中高举的横幅、张贴在校园里的大字报是学生们的向公众表达自己的方式。

东京大学学潮期间学生悬挂的横幅

日本左翼学生高举标语游行

　　在这个专题的开头，引用了当年法国”五月风暴”中的标语口号，其中最著名的是”l’Imagination au pouvoir!“–”想象力正在夺权”。我们可以看见这句话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出现在各国的1968年的历史中。

大字报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表示支持，并于1966年5月25日在校内贴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毛泽东批准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9日公布公告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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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基说谎了(5)

　　上世纪20年代，苏联索洛维茨岛劳改营，一个叫马尔扎戈夫的犯人成功地从岛上逃走，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带有自传性的书《我的二十六座监狱和我从索洛维茨岛的逃亡》，此书在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为了消除影响，苏联决定派一个政治上可靠而且在国际上享有众望的作家亲赴岛上视察，然后用他的证言驳斥”那本卑鄙的国外伪造出版物”。他们相中了高尔基。

　　1929年6月20日，高尔基带着儿媳，在国家保卫总局官员的陪同下，来到了索洛维茨岛。根据监狱当局的精心安排，岛上的环境以及能看得见的设施均为之一变。例如把衣不蔽体的犯人全部集中起来，然后用帆布苫住，远远望去就像一堆废弃的堆积物。尽管这样，高尔基还是看出了问题。躺在长椅上休息的犯人，手捧报纸津津有味地读着，可是报纸全是倒拿的–他们想以此示意给这位”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列宁语)，他所看到的全是假的。遗憾的是，高尔基只是默不作声地走到他们身边，将报纸正了过来。

　　大出监狱当局意外的是，在参观儿童教养院时，一个14岁的小男孩从花团锦簇的迎宾队伍中走出来，用甜甜的嗓音说，”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高尔基吃了一惊，下令叫所有的随从人员都出去，他单独听这个小男孩讲了整整一个半小时。这个男孩把所见所闻都告诉了这位瘦长的爷爷，这位瘦长的爷爷从工棚里出来后也泪流满面，但爷爷随后就被四轮马车接到长官的别墅里进午餐去了。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原来爱说实话的孩子把监狱里所有的饥饿、阴谋、鞭打和苛待都说了!

　　摒退左右，说明他想听到真实的消息;而从工棚里流泪走出，说明有某种来自真实的消息打击了这个饱经磨难的流浪汉。但知道真实并不等于维护真实。回到莫斯科，他立刻在苏联和世界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只革命的海燕刚刚飞走，和海燕谈过话的这个14岁的小男孩就被枪毙了，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他难道不懂得像律师一样保护当事人，不，他能正转报纸，斥退从人，说明他懂得专制制度的残酷性。或许因为无力，或许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保护这个说真话的孩子。

　　总之，这个小男孩死了，而高尔基却活着。活着的高尔基注定还要讲更多的谎话，写更多的是非颠倒的文章，死后他的骨灰还将嵌入克里姆林宫的墙上。但在1929年6月20日，这个阳光照射下的索洛维茨岛上，这个男孩灵魂抵达的高度远远高于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作家”。男孩以口说的真言维护了自己内心的安宁，高尔基却以墨写的谎言玷污了自己良知的清洁。

　　6年后，一个叫罗曼·罗兰的作家访问了苏联，并写下了一本叫《莫斯科日记》的日记。但同时叮嘱后人，他死之后50年才能出版。尽管”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但在这本书里，我们仍然看到了大量的来自大清洗现场的血腥细节：一个富农的儿子由于出身不好，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向他关上了。罗兰的妻子玛莎对这种公然的歧视感到不可理解，高尔基却反问道，”如果需要做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莎回答，”假如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利对想在德国人口中灭绝犹太人少数的希特勒感到愤怒?”

　　虽是这样，罗兰的亲苏态度还是遭到包括纪德在内的一大批杰出同行的非议，在这本书里，他替自己辩护道：”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无论谁是她的首脑”。

　　这和高尔基的”牺牲少数”基本上是同一思路。多少年来，我们听惯了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为了长远牺牲当下，为了国家牺牲个人的昏话，岂不知离开具体个人的”苏联”，或别的什么，只是一个躺在字典里的名词。随后的历史也证明，当一个政权背弃了土地，背弃了生活于其上的具体的个人，背弃了他们当下的喜怒哀乐，权利和尊严，荣辱与梦想，一味追求什么”长远目标”、”根本利益”、”大局观念”，那么用不了多久，这个政权代表的名词就会像纸房子一样坍塌下来。不知长眠于法国墓园里的罗曼·罗兰，听到他不惜牺牲名节所维护的”苏联”不可挽救地崩溃后作何感想?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罗曼·罗兰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本文转自 狄马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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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讲信用的时代，又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又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狄更斯的《双城记》

　　从当年”信息高速公路”概念的提出，直至今天这个概念的全面实现，不得不说是互联网带来的卓越贡献。但信息在每天呈现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人们却越来越失去了阅读的耐心。每天呈现在我们眼中的五花八门的八卦娱乐、酷评感言，干扰了我们选择阅读的权利，置身于信息海洋里，我们眼花缭乱，茫然失措。

　　我们应该感谢资讯发达带来的诸多好处，它们让”坐地日行八万里”已不再是诗词里的夸张的天方夜谭。当年维新变化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苦心竭力，奔走相告所呐喊的”广开民智”，如今单是靠着互联网已经实现了一部分，这多少也了却了他们的夙愿。可惜的是，因为国情的某些缘由，我们总是想看的不容易看到，不想看到的却经常无怨无缘地来侵占你的眼帘。

　　不过面对过于膨胀的发达信息，也开始渐渐感到了疲劳。电脑网络占据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冰冷的电脑屏幕牢牢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生活也逐渐开始依赖这些信息，以至于有些人甚至脱离实际，生活在自己营造的虚拟世界里不能自拔，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是不是该有必要改变一下自己对信息的选择方式?或许可以适当戒网，回过头来，好好看看电影，听听几张喜欢的音乐专辑，或者是安静地阅读一些好文字，这样至少不至于在这个无量信息时代，渐渐迷失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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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重庆的一部分出租车已经用”天语SX4″替换了之前的”羚羊”，但由于天语本身存在的一些设计缺陷，被大多数司机认为是中看不中用。）

　　11月3日，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日子记录进2008年重庆大事记中。因为整个重庆城的出租车在今天齐齐上演了一场空前的”好戏”：所有的出租车拆去顶灯一律停止运营，如有遇到独自上路运营的出租车，均会遭到同行围追堵截并砸车警告。

　　早上出门上班，马路上看不到一辆平常再熟悉不过的”黄羚羊”(重庆出租车车俩为长安铃木出产的”羚羊车”以及”天语SX4″。)，往常拥堵的周一早晨，今天却因为马路上少了出租车的身影，反而是一路畅通无阻。

　　天涯里有人讲过一个美国笑话：说纽约出租车司机有一次史上最失败的罢工，起因是为了涨价，结果把车一摆后，市民们非但没有因为打不到车出行不便而抱怨，反而是出租车的暂时消失让曼哈顿的交通瞬间通畅了起来，人人拍手称快，完全没人把出租车没有了当回事。结果出租车罢工了半天，就复工了……

　　很有意思的是，重庆的出租车与纽约的出租车也出奇的相似，因为都是采用黄色车身，不过。纽约市民曾把纽约的出租车比喻为一群在路上疯狂乱窜的蝗虫。而对于重庆出租车行业，虽然倒不曾听说过这般贴切的比喻，但也是无需更多言语啰嗦就知道一二。在google和百度里输入”重庆出租车”关键词，相应你会找到相关的答案。

　　天涯重庆版，今天的言论主题基本围绕出租车罢工展开的。而其中观点呈现出一面倒的莫过于对此次罢工嗤之以鼻。很多人说，因为少了出租车反而让城市道路清爽了许多。而出租车罢工的背后却又隐藏了太多的利益关联和不为人知的丑闻。个中详情，想来也只有内部人士方能知道了。我很想看看市政府会对矛盾重重的重庆出租车行业采取怎样的措施，结束这场罢工闹剧

　　晚上下班回家，夜色中，一辆挂着顶灯的出租车与公交车擦身而过。想来罢工已经结束了吧，对于那些需要跑车挣钱养家糊口的司机而言，罢工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吗?

　　天涯重庆版一篇9月15日的帖子：《重庆出租车，在矛盾和利益中走向未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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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开发商的日子不好过，一方面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直接造成了房屋建造总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则是虚高的房价让老百姓逐渐选择了理性观望而不不是盲目跟风。眼见着当时为了坐等房价飙升而准备的捂盘策略，就这么失策，开发商心里当然不好受。一浪高过一浪的救市呼声闹得全国上下一篇闹腾，更甚者还有搞出些集体断供威胁银行的闹剧–至于那真是房奴们在房价高压下的集体发泄，还是开发商为逼迫政府出台救市政策而导演的一出好戏?那就不得而知了。

　　重庆为期四天的2008年秋季房交会今天开幕了。昨天还在自我打趣说：”房交会又来了，各种谎言、陷阱、圈套又开始齐上阵了。” 为此次房交会，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出台，放佛是为安抚民心了。其实仔细算下来，虽然通过税费的减免，房子每平米的价格也相对降低了，但是实质上房价还是没有降下来。毕竟政策不是长久之计，特别是在对房地产这种特殊行业实施的政策，肯定不能像对农政策那样所谓”土地五十年不变”。所以政府所谓的救市，想来也不过是为了解除开发商的困境而已，从另一层面来讲，还是在维持目前的高房价。

　　救市救市，到底是拯救下滑的房价，还是救水深火热的房奴?政府手里的天平到底偏向哪边，谁又清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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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主持人刘仪伟让一个男嘉宾猜谁是口技表演者。而这位男嘉宾对口技一词的含义解释是：表演者一般会在一块屏风后边表演，俗称叫”隔壁戏”。此时刘打断了嘉宾的话，并略带讽刺地问身边的口技表演者：”你知道什么叫隔壁戏吗?” 末了，等表演者演出完毕，刘仪伟还无不讥讽地对那位男嘉宾说，看来下次要召集口技表演者开个会，跟他们说一定要知道什么叫”隔壁戏”。这句在他看来很有幽默感的调侃话，弄得该男嘉宾十分尴尬。

　　且先不去评价刘仪伟主持节目时的说话技巧如何，先来了解下什么叫”口技”?什么叫”隔壁戏”?

　　据百度百科关于口技一词的解释：

　　口技是杂技节目的一种。 且其中还有复语术。运用嘴、舌、喉、鼻、等发音技巧来模仿各种声音，如火车声、鸟鸣声等，表演时配合动作，可加强真实感。

　　口技是民间的表演技艺，是杂技的一种。古代称作”相声”，是取仿声之意，并不是现代以逗乐为目的的曲艺相声。古代的口技实际上只是一种仿声艺术。表演者用口摹仿各种声音，能使听的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我国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之一。这种技艺，清代属”百戏”之一种， 表演者多隐身在布幔或屏风后边，俗称”隔壁戏”。

　　再来看看什么叫隔壁戏：

　　俗称”鸟春”、”春戏”，是由南宋时的口技”吟叫”、”叫声”、”学乡谈”逐步衍变而成的口技剧。清人范祖述《杭俗遗风》”隔壁戏”条记载：”以八仙桌两张，横摆叠起，围以布幔，一人藏于内，惟有扇子一把，钱板一块，能作数人声口，鸟兽叫唤，以及各物响动，无不确肖，初不料其一人所作也。”大都在喜庆寿诞作堂会演出。

　　综上看来，那位男嘉宾对口技一词的解释想来也是有几分正确，而主持人却满口嘲弄之意，让节目原本轻松的气氛弄的十分难堪。

　　据说刘本人曾”……习中国古代汉语，专攻两晋散文……”，而且就他个人资料里洋洋洒洒一大篇的个人经历看来，想来其本人不说学富五车，至少也算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熟悉的了，却不想竟然会在这小小”口技”一词上闹了个笑话?

做主持需要语言艺术，更要有文化内涵，管你做过什么策划人、什么导演，自己的一点无知怎么就不愿承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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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地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种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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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风情万种的男人(4)

　　这是关于一个城市追赶的故事。重庆，浓缩了整个中国的想象和问题。

　　朝天门是我到重庆前关于重庆的想象，我看到虹影对朝天门的描述，她说：“那时候的朝天门特自然，特山水，我从对岸的家里乘船过去，常常在雾中看到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童话不再了，朝天门突然下起雨，雨滴急速落到水泥地上，迅速顺着水泥台阶往下流——这里没有青石板。

　　“你不觉得这些高楼就像你所说的童话？”王正杰是重庆人，学城市规划，对现代建筑的膜拜是他的习惯。

　　从朝天门往后看，背后是渝中半岛让人窒息的高楼，一座连着一座，从前边大楼的缝隙里你能看到 楼不停地延展生长。在任何一个角落看重庆，他都是一个高楼的世界。下雨时候的味道真像香港，我的同事曾经评价说：“重庆就像没有洗过澡的香港。”有了雨水的冲刷，高楼看起来干净了许多。

　　看重庆，就得看他彻底的现代崇拜。从江北机场出来，一路上有着众多代表城市心态的广告牌：“上海，上海”、“曼哈顿广场”、“国会山”、“到洋人街去”，以及看着像吉隆坡双塔的楼盘。这些广告代表了重庆的想象，也是现代化的一个标杆。

　　我知道，大部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想象一定会顺着上海——香港——纽约——曼哈顿的主线进行下去，重庆也一样。他需要这些高楼大厦的支撑，来说明他的自信、成就，他需要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来追赶上海以及后面的城市。

　　王正杰的骄傲真不过分，从1997年直辖算起，GDP年均增长10.2%，2006年人均 GDP达到12437元，是1996年的3倍；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5.4%，是1996年的9.6倍。“连重庆的出租车司机都开始跟我谈论自由民主了。”公务员邓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直辖后的重庆心态更为开放，以前，谈论世界大事是北京司机的专利。

　　重庆人也曾贵为首都人，他们从1937年开始，接纳了无数逃难而来的上海人，称他们为“下江 人”，这是这个城市的第一次自豪。虽然现在官方更多的会提起白公馆、渣滓洞、重庆大轰炸，但是上清寺这个地名仍然在重庆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他是国民政府的行政中枢。关于这段历史，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如此写到：“历史上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成万人分享过的插曲……”。

　　插曲很快嘎然而止，重庆在短暂当过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驻地后，就成为四川省管辖下的一个市。重庆人一直愤愤不平于自己的收入被收归四川省，进而建设成都，而自己的建设因此而落后，这造成了成都和重庆之间没完没了的口水仗。

　　一直到1997年，为了解决大批三峡移民的问题，重庆得到了直辖的机会。从那时起，这个城市开始了看起来非常迅猛的发展。重庆直辖10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解放后至直辖前的7倍。
　    一个政策的变化，可以如此深刻地改变一个城市，所以使得所有的中国省份、城市都会没完没了地等待政策的眷顾。发达地区的人，感谢中央政策；不发达地区的人抱怨中央没有政策支持。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某某实验区的幸运儿，每一个城市都想成为万众瞩目的直辖市。

　　2007年，在重庆直辖市成立十周年时，他又成为了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认为，“如果说中国是新社会模式的大型实验室，那么重庆就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项目。”王正杰显然属于其中的一员，他建议我去南滨路的酒吧 街，让我见识一下重庆的发展。我对他说，我看见发展了，还有即将开始的发展。在嘉陵江的北岸，一个叫做江北嘴的CBD正在建设，不知道和陆家嘴是不是巧 合，反正重庆人喜欢说，明日的江北嘴就是今日的陆家嘴。规划上，这里要建10几座五星级酒店，以及各种天花乱坠的美好描述。在重庆，我不是看见高楼，就是看见在建的高楼。2007年，重庆房地产税费占全市财政收入的50.8％。

　　而与此同时，重庆还有着100万三峡移民、300万贫困人口和100万下岗职工。与其说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不如说他是中国最大的农村。

　　朝天门顺长江而上，到13号码头。去往长江索道的路上，我终于见到了我喜欢的石板路，伴着巷 子里的泡菜味道，混合着雨水，浸在空气里。这是渝中半岛的下半城，长在高楼大厦的边缘。方大路坐在出租房的外面看着天空落下雨点，慢慢地洗锅，锅已经显得 陈旧不堪，但仍然可以为他和他的妻子提供一顿还过得去的晚餐。

　　方大路是这个城市的搬运工，每年有大概50万人像他这样，从重庆的周边搭乘火车、汽车、轮船，来到这座繁华的都市。有的人留下来，和方大路一起工作，还有的人见识了重庆的繁华后，沿江而下，到武汉、上海，追赶自己的幸福。

　　“我们一家都和建筑有关。我弟弟在上海拆房子。”据称，重庆的工人承担了上海每年80%的拆房重任。

　　问到重庆直辖后，生活改善了多少，方大路点了点头，路修好了，回家的时间短了。去年，方大路和弟弟多赚了一些钱，“但还赶不上东西涨价。”虽然如此，他仍然在春节回万州时，给父亲买了双新鞋。他追赶的梦想是能和弟弟在万州开家小店，“这样可以照看在家念书的娃儿。”

　　重庆仍然需要面对3200万人口中超过一半的农村人口。1996年，重庆市民的人均年收入为 5323元，农民为1692元。2006年，这里市民的人均收入达到11570元，而农民依旧只有2873元。相对于中国683元的贫困线，这看起来还不 错，但是根据国际上一天一美元的标准，则刚刚及格。市民和农民收入比已经从3.15：1扩大到4.03：1。

　　朝天门前，青色的嘉陵江和黄色的长江融汇在一起，清是清，浊是浊。朝天门的方向是海的方向， “上海，上海”，上海就是用来追赶的。王正杰已经上了开往上海的船，他属于这个城市经常出现在电视镜头里的群体，游荡于繁华的解放碑前，作为追赶上海的城市背景。而在这个每天晚上八点亮起霓虹灯的城市里，你很少能感觉到方大路的存在。

　　在一个个追赶繁华的城市中，希望看到重庆不一样的故事，它可以这样书写：某年某月某日，方大路回到了万州，开起了他的小店……让居民的梦想成真，重庆的故事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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